毕业十五年 相会在“战场”

  毕业15年后,武汉市第一医院急诊科医生张宁和他的9名大学同班同学,相聚在同一座城市,同一片“战场”。

  15年前,他们从第四军医大学(现空军军医大学)毕业,如今都已成为优秀的医生。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5名同学分别从西安、成都、长春、南京、乌鲁木齐等地赶来,和毕业后在武汉工作的5名同学“战斗”在一起,承担感控、重症、耗材、急诊等工作。

  武汉的同学有些挺不住了

  疫情的突袭,一开始让医护人员有些措手不及。  

  急诊室首当其冲。早期,不寻常的发热症状已经在武汉的急诊圈传开。张宁的同学方庆是武昌区一家医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1月2日,他所在的医院就加派人手到发热门诊,并开始对医护人员开展相关培训。

  1月25日,在收到武汉市第七医院的求助函后,方庆带着7位医生、15名护士,支援该院一个收治了48名病人的病区。除了一位重症科医生和一位呼吸科医生,其他5位支援医生都是内科和外科医生,其中心内科医生石金虎也是张宁和方庆的大学同学。

  方庆是病区主任,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无序的医疗流程。病情最凶险时,病区里的7名危重病人要同时上插管、呼吸机。可是设备不够,氧气也不够。“突然增多的重症病人一下子把医院搞瘫痪了。”方庆回忆道。

  出发前,毕业后一直在长春工作的刘野向同学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武汉的医护人员快挺不住了。

  从西安来支援的同学许朝晖长期在感染控制科工作,他担心许多普通医院病区不符合传染病“三区两通道”的要求。他支援的武昌医院就困难重重。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在清洁区可以摘掉口罩,吃东西喝水,但武昌医院原有的通道和缓冲间离得太近。脱衣间只有三四平方米,如果出来的医生多,有的脱到最后一件了,有的刚开始脱,就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武昌医院花了两天时间重新划分黄区(缓冲区)和红区(隔离区)。但这家医院的问题不只是在结构上,该院院长刘智明的感染对医护人员的士气打击也很大。“来支援的大夫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先顶上去,让这家医院的同行们缓一缓。”许朝晖说。

  开始阶段,感觉多年的技术在疫情面前好像施展不开

  刘野是一名重症科医生,他主管的病人老李在刘野驰援的医院里第一个用上人工肺(ECMO)。

  ECMO原本主要用于心脏移植的病人维持生命体征,使用一次ECMO的成本就达几十万元。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最后会出现心肺功能衰竭的症状,因此ECMO被用来支持重症患者抢救。

  上ECMO的第二天,老李的指标还都很好。后来,虽然血氧提上去了,心脏却一直不行,最后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老李在重症病房待了13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医生相信他可以活下去,甚至还畅想老李转去普通病房、最后出院的场景。“他用了八九天慢慢好起来,离去的过程却那么快。”刘野十分难过。

  医生之间偶尔交流这些无奈。“白班看着这个患者还跟我打招呼,第二天夜班接班时,人就不在了。”“防护服还没脱完,病人的心跳就停了,没有任何征兆。”

  在一般的病程中,病人病重后会经历昏迷,心脏、血压指标恶化,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新冠肺炎患者从情况不好到抢救只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

  开始那个阶段,看着接手的病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刘野感觉自己这么多年的医术在新冠肺炎面前好像施展不开。

  “只有见证了一个病人从生到死,才会深刻理解这个病凶险在哪,抢救点在哪,要在什么时间提前做哪些应对,知道什么时候病人状态开始往下滑,需要伸手拉他一把。”刘野说。

  医生在送给病人的生日贺卡上写着“保平安,庆余年”

  除了救命,医生也要关照病人的心理。

  长期居住在武汉的同学告诉前来支援的老同学,当地人有个特点——轴。一位50多岁的阿姨让刘野感受到了这种“轴”。

  她是刘野收治的第一批患者之一。刚见面时,她甩给医生一连串的问题:我什么时候能见家人?我的病什么时候能好?你们这是什么医院?你们能给我用什么药?

  刘野告诉这位阿姨,前来支援的每一位医生在当地都能独当一面,有的平时都一号难求,让她不用担心。“您前面的治疗已经挺好的了,后续咱们就按部就班地治就行。九十九步都过来了,就差最后一哆嗦了。”刘野解释了半天才让阿姨打消顾虑。

  医生首先要给病人信心。方庆说,之前的任务多是救命,现在既要提高治愈率,又要关注病人情绪。

  不久前,武汉市第七医院方庆负责的病区里,48位病人收到了一份暖心早餐:护士亲手熬制的小米粥。

  原来,病毒感染会引起口腔继发性感染,很多病人患上口角炎、唇炎、溃疡、口角疱疹,到了病程中期,吃不下盒饭,喉咙也痛。

  该病区患者大多是老人,平均年龄65岁。“你想,发烧的时候喝口热粥该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可是如果在医院食堂里煮,送到病人手里都凉了,而且当时后勤力量确实不足。方庆跟护士长提议,在病房里煮些小米粥,让他们随时都能喝到。就这样,热乎乎的粥送到了病人嘴边。

  该病区还有5对六七十岁的老夫妻。情人节那天,方庆想了点子,给老爷子准备了鲜花,让他们送给老婆。平时很少表达爱意的老人也玩了一把浪漫。有位老爷子录了视频说:“老婆,等我出院了,我一定带你去欧洲,或者从上海坐轮船去日本看樱花。”

  “隔离病房隔绝的是病毒,不隔绝爱。”该病区里有两名病人是同一天生日,医护人员纷纷送贺卡、画画、写诗。方庆在贺卡上写了一句:保平安,庆余年。

  对重症病人来说,插管、上呼吸机、进入ICU是一段恐怖的记忆,如果病人的心理不够强大,即便出院,也会在心里留下很大创伤。方庆说,我们想让病房变得不那么沉闷,灾难是一时的,但人还要活一辈子。

  一个不少地安全回去

  从老家回到单位,再到支援武汉,不到24个小时,许朝晖辗转三地。

  1月24日凌晨3点多,许朝晖接到单位电话,武汉需要支援。那时,他还在安徽庐江县老家。5个月前,他的父亲做了食管癌切除手术,他打算今年陪父母在家过年。

  挂断电话,许朝晖立即订了当天合肥飞往西安的机票。另一头,妻子已经在西安给他准备好了行囊,开车到机场等他。

  1月24日中午11点多飞抵西安,没来得及回家看两个孩子,许朝晖就背起行囊赶往单位。

  晚上11点58分,医疗队准时到达武汉。

  作为最早一批支援武汉的部队医生,许朝晖记得“打胜仗,零感染”是出发前领导的要求,不仅要完成救治任务,医护人员也必须一个不少地带回去。许朝晖负责后半部分。

  到武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武昌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培训。个人防护必须严格按照标准流程走,这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还是对团队负责任。过不了关,坚决不能上岗。防护服使用不规范,就反复练习穿脱。

  在武汉当地一家医院工作的龚玖瑜听说老同学许朝晖来了,便主动联系他,怕许朝晖吃得不习惯,还给他点外卖,送去几盒酸奶、泡面。

  而他们最大的困难还是缺医疗物资。刚到武昌医院时,遮挡喷溅的防护面屏没有了,他们就采购了一批3毫米左右的透明软塑料桌布,裁成小块,自制面屏。

  在刘野到达援助医院的同一天,许朝晖也结束了武昌医院的改造培训工作。他的工作是指导这家医院的施工改造,确保每个细节安全合理:哪些水龙头需要非接触,传递仓的负压怎么做,哪个角度安装紫外线消毒灯最精准,产生的医疗废物如何处理等。

  许朝晖要特别注意医护人员疲劳至极“智商掉线”的时候,备好紧急处理箱和详细的操作图示,一有需要,保证第一时间找到应急工具和方法。正因有了感控人员的严格把关,才让直接接触病人的医生有底气说出“只要做好了三级防护就不怕”。

  彼时,负责重症、感控、物资的医生同学虽然可能就在一家医院,但谁也不知道对方在哪。直到2月中旬,刘野在领物资时,意外撞见了15年没见的老同学金鑫。原来,几乎在刘野到达的同时,金鑫也跟随近170人的医疗队从南京赶来,他负责受援助医院的医疗后勤保障。

  刚来的第一周,金鑫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需要的物资,时常在深夜一两点送达,得立刻卸车,装进库房。受援助医院有1000张床位,每天大约有30箱防护服运来,一箱50件,再加上口罩,上万件的物资在这里被快速消化。

  吃着肉夹馍成长起来的兄弟姐妹,一起去帮“热干面”

  没有人主动说自己来了武汉。比如许朝晖,直到有同学看见海报上的照片才知道他来了。一些受援助医院开放医护人员信息时,大家的秘而不宣才被打破。大家一搜罗才发现,2000级二大队已有10个人在武汉了。

  最让龚玖瑜意外的是,自己远在乌鲁木齐的闺蜜也来了。大学时,两人是亲密无间的室友。龚玖瑜说,武汉与乌鲁木齐两地甚至还有时差,真感谢他们千里迢迢来加入战“疫”。

  在武汉本地的张宁为自己的同学骄傲。毕业后,他好几次邀请同学来家乡玩,但大家工作忙得连轴转,一直也没人来。这次大家纷纷请战,他们说:“吃着肉夹馍成长起来的兄弟姐妹,一起去帮‘热干面’。”(空军军医大学位于西安——编者注)

  他们上学时所在的二大队曾经是光荣的张华大队。1982年,24岁的第四军医大学学员张华因救助老人溺粪牺牲,这在当时掀起了一场社会大讨论:大学生舍命救老农民,值不值?

  张宁说,这件事对那时的青年影响非常大。2000级二大队的学生入学第一课就是有关张华的教育课:危难的时候,要挺身而上。

  几乎每一届的二大队都有荣誉傍身,包括后来的华山抢险。龚玖瑜记得,“他们手拉着手站在悬崖边,挡着从上面滚落下来的群众。那时如果有一个人松手,大家就都垮了。”

  二大队5年一届,上一届毕业的学生给下一届刚入学的学生当班长,言传身教,如接力棒般将荣誉用行动传承下来。但模范不仅是称号,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这个集体被更加严格地要求,接受更加严格的训练。5年下来,他们在一起吃过苦、受过训的经历中结下更加深厚的情谊。

  一位超声科的同学1月底也来到武汉一线。此前,他已被批准今年3月从部队转业,自主择业。但现在,他仍然义无反顾地来了。在他们心里,这是致敬前辈的时刻。

  毕业15年后,这些昔日学子已经成为优秀的医生,有的已是科室主任,有的当上了高校博导,有的参与了汶川地震救援,有的参与过援非抗击埃博拉病毒。接到疫情任务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说:“职责所在”“我们不上谁上”“我们顶得上去”。

  在同学微信群里,大家讨论的除了疫情还是疫情。他们分享最新的资料和数据,互相提供专业经验。大家一起讨论新药研发试验情况。临床一线的人没时间查资料,后方的同学就主动帮着找文献。“不只是我们的同学群,全国的医生同学群可能都是这样。”刘野说。

  2月21日,刘野在战“疫”一线度过了一个特别的38岁生日。这一天,也是他入党宣誓的日子。

  党员在他心目中是“高大上”的。毕业后,他一直都觉得自己还有些差距。从长春出发前,刘野交给医务处主任一份入党申请书。

  两年前的春天,刘野曾登上蛇山山顶,站在黄鹤楼眺望远处的长江大桥,看着江水奔流不息。再来武汉,却如赴战场。决心书上,刘野写了16个字: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兵锋所指,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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