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照》 在老照片中打捞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出版社: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活字国际  

  2020年10月版

  致敬词

  自摄影技术诞生伊始,人们就难以遏制用文字记录、阐释、分类影像的欲望。但《佚名照》却试图说明,影像自有其命运。随着世纪更迭、时代变迁,曾经隆重拍摄并精心收藏于家庭相册的黑白老照片,或在关系结束后被裁剪,或在搬迁流动后被遗弃,流落至旧货市场、地摊街头。脱离了文字描述、拍摄情境的佚名照片,反而摆脱了个案差异,在与其他同类照片的“互图性”中创建了文字之外的独立世界,用图像语言讲述了一代中国人在照相行为中投射的时代潜意识与精神变迁史。

  我们致敬《佚名照》,致敬它对影像自身语言的探索与建构,致敬它对上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记录与还原,也致敬它对时人精神世界和公共记忆的归纳与呈现。同时我们致敬作者晋永权,是他用二十余年时间,将上万张黑白老照片从旧货市场打捞,赋予它们新的生命。

  答谢词

  感谢新京报及各位评审专家。

  有关这些佚名照的收集、整理,甚至出版,对我来说是一个孤独的、漫长的,甚至有些冒险的个人旅程:那么近,又那么远,触手可及,又无边无际。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些无名无姓无主的日常照片,既不能在学术的、特别是传统史学意义上的殿堂内占有一席之地,更不可能拥有可观的商业价值。但恰恰是她们,占据了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图像的绝大部分,构成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国人最为直观、感性的精神样态。看似杂乱无章的纷繁图像,实则有着异乎寻常的理性秩序,她们无不是建构的产物。这也是漫漫长路中,出乎我本人意料的认知。

  萨特说过,把形象当做形象来理解是一回事儿,而就形象的一般性质建构思想则是另外一回事儿。

  探索之途依然漫长。

  ——晋永权

  无论是影像建构起来的世界,还是作为主体的个人或群体,其建构之时,便是遭逢解构的倒计时。当塑造这些影像的主流价值体系失效时,这些影像便由新变为旧。 无论是被拥有者或继承人遗弃的佚名照,还是这些照片本身被切割、被撕毁、被付之一炬的命运,无不宣告了20世纪下半叶日常生活中诸多影像类型的式微或终结。

  ——《佚名照》

  这本书

  自成体系的老照片

  新京报:你是从何时起关注老照片的?

  晋永权:从2000年就开始了。2000年是新世纪的开端,有一个契机。我从20世纪90年代起参加工作,就感受到比较重的世纪末怀旧情绪。体现在图像方面,人们用照片回忆过去、见证历史,在当时是特别主流的方式。在新世纪我们如何看待旧的东西?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有意无意地关注这些老照片。

  新京报:最早的老照片收藏从哪里开始?

  晋永权:当时丝毫没有收藏的意识,只是到一些旧书摊、旧货市场买书。买书时看到这些照片内心非常惊讶。这些日常照片,比如家庭照片、朋友合照,对于每个人都曾经是非常珍贵的回忆。当年认认真真梳妆打扮、花了钱隆重拍摄的照片,为什么都扔在地摊上,还卖得特别便宜?日常照片的命运难道就是如此吗?

  我是图片编辑、摄影记者,当时也刚刚工作,一心学习国外的大师和经典,也在努力拍摄可以称之为“作品”的图片,以为说不定以后会流芳百世。但随着看到越来越多的旧书摊上的廉价“老照片”,无名无姓、价格低廉,照片上人物却又大多郑重其事,我感到不小的打击。事实上,这些图像才是图像生产中的绝大部分,而无名无姓的照片又是其中的绝大部分。

  作为一个记者,我当时出差比较多,全国各地跑。我到哪儿都会去当地的旧货市场转转,这些老照片也看得越来越多,渐渐就萌生了买一些的想法。

  新京报:书中的老照片有哪些分类边界?

  晋永权:第一是时间边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能见到的照片基本上都是1949年以后的。1949年之前的各类图像,因为年代久远、时移世改等原因已经大量消失了。

  第二是物质边界。当傻瓜相机拍摄的彩色负片大量普及时,人们已经进入另一种状态,不拿照相太当一回事了。结合物质材料,边界大约就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此之后的图像就呈现出新的面貌。确定边界之后,我才能具体分析它的架构、形成、类别和特征。

  这个人

  人的形象是时代的影子

  新京报:你书中的老照片聚焦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期这一代人,你也出生在这个时期,你有类似的照相记忆吗?

  晋永权: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我还记得70年代父亲带我去拍照,午觉刚睡醒,我就被拽到一个照相馆里,又是拉又是扯又是整理衣服,弄了半天,正站着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突然“嘭”一响,就照了一张照片。

  在那个年代,每一次照相行为都可看作是一次具有仪式感,且弥足珍贵的“图像事件”。很多人的经历都很相似,行为特征也很相似,地不分南北,天不分东西。在照相行为建构的世界中,人的形象即是时代的影子。

  但有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读者看到这本书后,给了我一个原来我完全没想到的反应。有人告诉我,看到这本书以后非常难过,以至于看不下去,可是过一段时间又忍不住再翻,每一次翻心里都特别难过。因为他觉得,这本书里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地表现自己,“劲儿都特足”,但他们似乎同时又在努力地压抑自己,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表现自己,呈现出特别纠结的状态。

  这一年

  有别于惯常的现实

  新京报:为什么选在2020年出版这本书?

  晋永权:这本书的书稿交到编辑手中已近两年,经过反复打磨,出版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另一方面,作为本书编著者,在2020年这一特殊的年份,面对国内反复出现的疫情和复杂变幻的国际形势,来出版一本与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与中国社会日常生活图像、历史、记忆密切相关的书,心情一直是沉甸甸的。

  长时间的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思维方式甚至心理状况,也改变了人们对身处世界的感受与认知。如果说疫情是一面镜子,那么在这面镜子前,普通人的希望与失望、自在与恐惧,都以一种有别于惯常的方式夸张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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