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吃螃蟹者”重庆:站

  (中共百年华诞)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吃螃蟹者”重庆:站在内陆开放前沿

  中新网重庆4月6日电 题: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吃螃蟹者”重庆:站在内陆开放前沿

  中新网记者 钟旖

  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重庆正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2020年,该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5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中国第五位。  

  从1983年之前没有直接出口权,到2020年外贸站上6500亿元人民币台阶;从兴于水、困于山,到打破交通“先天不足”制约,构建“四通八达”的水铁空物流大通道;从产业单一的“汽摩之都”,到全球25%的笔记本电脑“重庆造”……不沿边、不靠海的重庆将“开放”之路越走越宽,上世纪80年代的一场“经济直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后,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被提上日程。彼时,城市生产社会化程度高,财政收入既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又有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改革的“复杂化”让中央决定“先试点,再铺开”。

  1983年,中央批准重庆成为中国第一个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实行计划单列,被赋予“搞活经济,打开新局面”的使命。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三级调研员俞荣新介绍,重庆之所以“第一个吃螃蟹”,是基于自身的有利条件。1980年前后,重庆工业总产值占西南地区的六分之一,城市体量大、工业基础好、资源较丰富、商流系统好。以工业门类为例,1981年工业按行业系统划分,重庆拥有全部14个大部门、43个小部门及166个行业中的144个。

  没有现成的模式,重庆从改进计划体制、企业管理体制、流通体制、财政税收金融体制、劳动工资体制、适当扩大重庆市的行政区范围等重点方面“摸着石头过河”。有人戏称,当时的重庆是“穿着裤衩搞试点”。

  1983年至1987年综合改革试点期间,重庆展开了一系列有益探索:进行“利改税”和工资奖励制度改革;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进行老企业技术改造;改革外贸体制,打通长江通道,发挥重庆内河外贸港口作用;以城市为中心合理组织商品流通,进一步搞活经济。

  以企业联合改组提高生产效益为例,重庆钟表工业公司同重庆市内和友邻县的14家工厂企业及成都、贵阳、昆明三个手表厂联合经营,在三年时间里把山城牌手表的年生产能力从50万只提高到140万只,并使原来只能生产零配件的成都、贵阳、昆明三个手表厂很快生产出“蓉城”牌、“筑城”牌、“春城”牌手表。

  “改革试点不仅改善了基础设施,还体现在交通、生活水平等方方面面。”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艾新全回忆,1983年,他刚从大学毕业入职重庆市委机关,多个处室只有一门手摇电话机。到1984年底,5万门电话落地重庆,每个处室都有。

  “往事”直观反映改革试点后重庆在“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上的突破。改革试点前一年,时任重庆市长于汉卿出访法国,同图卢兹市达成友好城市协议。改革试点第一年,图卢兹市长回访,因没有直线航班,对方需飞上海转道重庆,偏巧重庆白市驿机场因大雾关闭,对方在上海一等就是3天,后因行期已满,遗憾地打道回府。此事引起中共重庆市委领导重视,觉得应该修一个全天候的机场。1984年底,投资预算2.6亿元人民币的重庆江北机场正式立项。而此前,重庆没有经济自主权,1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需报四川省审批。

  “试点后的重庆,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中心城市地位进一步凸显。”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马述林介绍,改革试点期间,重庆经济总量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14.1%,而当时中国平均水平是12%;城市基本建设投资额年均达20亿元人民币。

  对外开放方面,综合改革试点期间,重庆市与外地签订各种经济技术协作项目3546项,吸引外地投资3.6亿元人民币;同世界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济贸易和友好协作关系,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83项,金额达1.45亿美元。1987年重庆外贸创汇达2.23亿美元,比1983年增长6.8倍。

  马述林认为,这场改革试点还为1997年重庆直辖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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