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邹平座: 创新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数字货币体系

介绍:那么,中国的央行将如何处理货币政策?邹平座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指出,货币政策应以充分就业为首要目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为它们创造全球最优的商业环境和货币环境;第二步是逐步建立动态、精确、精确的市场机制,在宏观和微观上实现货币的价值创造功能,使中国人均价值赶上美国;第三步是建立以人为本的数字货币体系,逐步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建立现代科学的货币治理体系。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邹平座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在全球引发风险。如果美国增加对中国的金融和货币冲击的可能性再加上上述“货币异变攻击”,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必然受阻,甚至可能失去数十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成果。在中国,国内风险依然很大,存在着金融和实体经济、人民币的价值和价格、房价和人们的实际收入之间的“三大断崖”。所以中国必须在贸易结算、货币制度、数字货币这三个方面防患于未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邹平座表示,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水平的高低,由科技革命引发的信息化浪潮对以往的宏观调控模式造成了冲击,甚至产生了革命性的作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重叠加,导致全球经济动荡;由信息革命引发的信息量急剧增加,产生了所谓的“信息爆炸”,给政府宏观调控带来了严峻挑战。这一变化改变了价值规律和经济增长规律,破坏了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模式,如果政府不及时调整宏观管理,就会导致宏观调控失败,造成经济和社会危机。

在他看来,2020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不管是传统的自由货币理论和政策执行框架,还是由政府计划主导的货币政策框架,都面临着科技革命的挑战;全球经济在年初时伴随着“新冠病毒”、美国大选、石油谈判破裂等重大动荡,不确定性高涨;中国经济也被迷雾所笼罩,风险增加;以美国为首的中央银行开始推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货币神话伴随着数字货币的出现充满了神秘和未知的魅力。

迫切需要正视“低估的中国 GDP”

数据表明,中国M2/GDP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国的货币超发,甚至认为中国的金融效率非常低,要求实行紧缩政策。这一数据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经济指标,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深入认识和把握。

针对这一点,邹平座认为,归根结底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中国的 GDP到底有多少?二是如何得到准确、及时、充足的 GDP数据?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何去何从?像货币金融学“歌德巴赫猜想”这样的一系列问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

重点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科技革命背景下科技金融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即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发挥市场的信息发现功能,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构建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微观模型,实现货币政策的准确、及时、完整、科学;管理收入、财富、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大数据。这种数字资产的市场化进程,将使宏观经济数据更清晰、更完整、更及时、更准确。

邹平座指出,中国应该扩大货币职能,使货币金融成为价值创造的工具和手段。作为价值创造的工具,货币不仅有价值尺度的作用,而且使货币和价值尺度统一起来,货币的创造过程就是价值创造的过程。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已不复存在,货币、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先要弄清楚,中国统计局的 GDP数据是否准确?这是一个涉及宏观政策全局的问题。针对这一点,邹平座认为,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并不能准确地反映 GDP的实际数字,还存在着较大的误差;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以及国情的不同,各国 GDP无法进行比较。将传统的货币政策模式教条化,将导致明显的“货币政策失灵”。因此,不能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作为唯一的决策依据,而应该建立 GDP大数据模型,并对其进行市场、微观和动态管理。

对中国来说, GDP的数量问题,对于宏观调控来说,确实是个大问题,来之不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最新报告中首次预测,2015年是“美国时代”即将结束的一年,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中国 GDP总量在五年内将超过美国,2016年是“中国世纪元年”。该消息在西方各国引起争议,各国媒体纷纷发出质疑、焦虑、感叹等各种不同的声音。邹平座认为,事实上这种算法并不科学,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人民币汇率的关键在于选择商品的主题,就目前而言,中国有些商品估值过高,有些商品估值过低。现在中国主要

农业产品

(

6.230。

0.12。

1.96%

)

用 PPP计算的耐用消费品价格和价格均高于国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论不成立。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 GDP与其他国家的 GDP有很大的不同,统计数字远远被低估了,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的重要方面。对“GDP统计漏报”问题,宏观管理者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否则“政府失灵”就会成为常态,宏观经济管理也会变得盲目。

中国消费数据大不相同。

邹平座认为,可以从逻辑和实证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 GDP扭曲(或称低估)问题,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探讨。首先,中国的经济结构非常复杂,经济细胞主要是家族经济,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这种经济结构存在着大量的“内部交易”。一家子之间的经济主体往往是不计报酬的,如儿子为老子打工没有收入,农村家庭的自留地收入也不计 GDP。国有企业(非上市国有企业)之间的资产转让也属于内部交易。

其次,中国市场化程度不高,大量产品和服务由于产权不明而未进入交易程序,尚未成为商品。价值和信息被市场发现。一国 GDP的可统计量与其市场化程度成比例。首先,中国大量的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艺术品、古董等都没有明确的产权,这些无形资产除了影响其效率外,大多无法交易,数量也非常巨大。第二,中国的大量服务产品不能形成法律服务、社会服务等商品;第三,中国目前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如农村土地等,没有明确的产权,不能交易。

中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生产资料交易以使用权为主,土地、矿山、房地产等不动产权为主要形式,这些资产必然会影响到商品的生产价格,必然会低于所有权资产。

四是中国公共产品的大量存在,不仅严重低估了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还改变了中国的消费率,因为大多数公共产品都是以投资为目的,而非消费。中国的公共产品和西方国家不一样。第一,庞大的政府系统及其下属机构自身消费等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且数量惊人。普通政府机构在消费和服务方面有很大的支出,包括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保险、住房、食物、交通、服务、医疗、教育,甚至健康、旅游、出国、娱乐、健身等,这些支出都是国家开支,或者是免费的。例如,政府各部门都有免费的食堂,有些甚至还有幼儿园。现在仍然有机关工作人员分配住房。公费医疗也在报销,有些单位有理发室,医院,体育馆,电影院等。第二,中国的国有企业生产大量的公共产品和设施,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每年的数字是十万亿,比如公路,公园,广场,水利,体育馆等等。第三,中国的安全、教育、文化和法律等服务领域,大部分是由政府提供的,商业化程度远远低于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公共物品的巨大数量更多体现在2020年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中。

在中国,公共产品往往只有投资而没有消费统计,这使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消费不足,并出台鼓励消费的政策,使近年来中国家庭债务急剧增加。事实上,中国的消费数据已经严重扭曲。很大一部分人不花自己的工资也能生活。无论用产出还是用收入来衡量,中国的 GDP都严重低估了,而总消费却严重低估了,消费率也严重扭曲了。

五是中国统计制度不健全,存在着大量未计入 GDP的灰色经济,税收制度无法发挥数据验证作用。统计学误差大,计划性强,客观性差。利用统计部门的数据进行经济分析比较困难,几乎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的经济成分非常复杂,据说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灰,黑,白等各种颜色的经济成分。统计局不能提供全面的数据,尤其是灰色收入和地下经济。

邹平座认为,世界各国的 GDP和M2统计都有其特殊性,在实际分析和应用中应区别对待。为了准确地掌握一国的 GDP,需要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统计,然后反复修正。在税制严格的国家,税收收入增长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因为用收入法衡量的 GDP与税收收入关系密切。但由于中国的税收制度还不够健全,税收在中国 GDP中的影响力很小。其它如电力消耗,运输等均可作为参考。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货币政策参考指标,应注意:第一,产出法应与收入法相互验证;第二,国家统计和地区统计要互相验证。第三, GDP数据要与税收等各项相关指标相符合。第四,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应相互验证。第五,政府数据和市场数据应互相验证。

数字经济与货币政策“双管齐下”

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物质是生产资料,是国家经济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分析模型,求解科学、准确、及时的经济大数据,实现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及时性。邹平座对证券时报记者说,当前宏观经济数据亟需创新,要建立宏观经济数据产业,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科学、动态、准确、及时的宏观经济数据体系,使之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价值创造的过程。

一是构建多元 GDP大数据,设计家庭(个人)、企业、政府、海外四大产业;将数据权力分配到各部门,采用收支两条线的方法分别求解 GDP。从收入的角度,我们用劳动收入,利润收入,税收,净外汇收入,支出的角度,用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支出和海外支出来表示。作为价值函数的基础变量,每个人的价值都是社会总价值等于所有人价值之和,并构成各种价值函数。

然后对大数据模型进行单变量分解,构建大数据市场主体和交易结构;将所有人的大数据托管和确权,使相关数据成为各主体的资产,建立资产负债表,并生成统计报表。为使模型简单易行,将个体作为唯一的主体变量,从而衡量每个个体的价值,将每个个体的收入和支出寄托起来,更容易求解 GDP总量。通过这种方式,模型能够简化复杂问题,使之与支出方的价值、投资和消费以及收入方的劳动和资本收入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并与数字货币实现对接,与货币政策统一。

第三,将人的价值作为单变量函数来求解 GDP,使人的价值数据成为一种真正的数字资产,再结合区块链技术来生成既具有价值尺度又能创造价值的数字货币。这一目标一旦实现,货币和货币政策就会有一个真正的跨越。

“通证化经济”的区块链技术

全球经济由商品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传统会计管理模式向区块链管理模式的转变。经济体制出现裂变,股份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区块链中,每个人都有分布式账户来管理和核算个人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系统的民主化。在数字经济中,股票是作为分配红利的凭证,但在数字经济中,每个人的数据都有价值,参与分配,就产生了人的价值凭证-通证(token),这是人的价值凭证,用区块链来计算。

邹平座认为,这一变化改变了人类的分配制度,使人人有权参与分配。人人的大数据是科学测量的,从本质上反映了人们创造价值的能力。通证经济将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向前迈进一大步,充分发掘人类价值,更好地管理,更多地创造人类价值。每一个人都有基于个人价值的自由权利,不再受到剥削和不平等的侵害。

这一过程通过瓦尔拉斯均衡和超级帐户,找到了精确的消费和投资数据,并最终得到了精确的 GDP。由于货币本身就是价值,所以创造货币也创造价值。由于美国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价值,并占有其他国家人民的价值,世界经济面临着被美国再次占有和垄断的可能性。

人人都有时间价值,而且人人都有一个区块链分布式账户来管理个人价值,每个人都可以在未来的时间里使用这些账户进行交易,并从中获得收益。资产收益作为过去的人的时间价值也可以换算成人的时间价值,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价值和资本价值一起创造了新的价值,这种价值作为通证(人的价值凭证)可以交易,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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