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体系及其困境

世界范围内的治理体系及其困境,整体治理有两种逻辑:明确逻辑和隐含逻辑。按照主导逻辑,全球治理体系的最初形式是一战后的国际联盟,但这一形式尚不成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联合国系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全球治理系统,主要包括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政治制度是联合国的核心制度,它主要由理事会和联大组成。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由 GATT/WTO、 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组成的经济体系。社会制度是联合国的附属制度,它主要由世界卫生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组成。早在联合国运作之初,美国对联合国的霸权控制就更多地表现为政治体制的多元化,后来才逐渐趋于多元化,在加利时期也是如此。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尤其是 IMF的经济体制中都占有优势。即使经过2015年份额调整后,美国仍占 IMF投票权的17.407%,日本6.464%,中国6.394%。除了显性全球治理体制外,还有隐性全球治理体制。从全球宏观角度来看,这个系统出现于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后。为了应对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西方发达国家成立了一个新组织——G7。随著时间的推移,G-7逐渐成为西方在全球治理领域最重要的机制。与此同时,在金融、信息技术等许多领域,美国隐秘霸权下的全球治理体系也正在形成。一些商业性组织在这个系统中起着关键作用。虽然他们自称是公民团体,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为美国霸权服务的。他们要么直接受到美国政府的影响,要么自愿接受其指导。这些组织有:环球同业银行电讯协会(SWIFT)、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因特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器(ICANN)、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国际 WFA (WFA)等。从总体上看,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体制无力,导致全球无政府;它既是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长期问题,又是结构性问题。联合国是全球施政制度的核心,而联合国核心制度的根本弱点在于它没有足够的权力。由于联合国没有税收制度和没有直接的资金来源,联合国协调机制是一个薄弱的机制。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各国对联合国的捐款,这也造成了联合国不得不依赖不同主权国家的尴尬局面。由于没有收入来源,联合国很难维持其直接征募或组建的军队,而必须依赖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在某种意义上,联合国也没有一个具有强烈自我认同的“人民”。二是发达国家在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使发展中国家长期感到不公。G7框架是全球治理体系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的框架。这种框架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因此发展中国家感到自己长期被排斥在外。三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对发达国家有一种相对剥削的感觉。美国常常批评中国是 WTO最大的受益者。但是,这种批评实际上是一种相对的认识,因为中国在加入 WTO后2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美国正是从这个狭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一些西方发达世界的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单边主义政策,比如“退群”行动,实际上是在宣泄这种相对剥夺的感觉。同时,新兴国家也在要求建立新的权力结构,以二十国集团峰会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模式就是在这个现实问题上的折衷方案,四是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正面碰撞会产生结构性冲突。当前这一结构性矛盾在中美贸易争端等领域已有所体现。在短期内,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可能出现“去全球治理”的趋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将更多地从国际或地区机制中退出。区域链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意义,目前人类科技进步中最显著的成就就是智能技术和区块链技术。智慧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和生物智慧。智能化技术以超智能化为目标,本质上是聚集技术。我们可以期望,在智能技术的基础上,人类的生产力将大大提高。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人类能充分利用智能技术,就能解决人类长期面临的资源稀缺、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多的产品,使全球范围内的富裕社会成为现实。分布式账本、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和密码体制四大技术构成了区块链技术。区块链1.0是数字货币,2.0是智能合约,3.0是智能社会,就技术应用的程度而言,区块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换句话说,区块链技术越向前推进,它就越与智能技术相融合,共同为构建智能社会服务。块链技术的本质就是分布式,它有望克服这一难题。它有助于合理解决人工智能发展之后出现的隐私权、安全性和公平性问题。有三种形式的区块链技术:一种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公共链,其核心是去中心化,另一种是以支付宝或 Q币为代表的私有链,其核心是多中心化。公共链的去中心化更多地是一个标榜的概念。即使在比特币运营领域,由于比特币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比如最近几年涉及到扩容等问题,实际上也存在一个相对集中的运营团队。所以去中心化仅仅是比特币想要产生的一个身份概念而已。实践中,更具有可行性的是要强调多中心联盟链的重要性。从总体上看,区块链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革命性意义主要在于:首先,通过全球数字货币的发行,建立了联合国的财政金融体系。当前,想要在联合国层面上建立一个与主权国家相似的完整税收制度是行不通的。未来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是货币,即基于国家主权的全球数字货币的发行。事实上,自比特币诞生以来,它一直想扮演这样的角色,但它本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区块链的产生完全超越了国家主权,而这一点本身也无法被主权国家接受。比特币还被大量地用于黑市交易,洗钱,人口买卖,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一些国家逐渐开始收紧对比特币的管制。当国家逐步发行数字货币时,比特币的空间就会缩小。有鉴于此,全球数字货币可以在国家协调的基础上发行。这里有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是“旧炉改造”,即对 IMF SDR (SDR)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数字货币,可作为交易媒介,各国在 SDR中的权益可以继续享有原有份额。第二,“另起炉灶”,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发行全新的世界货币。此外,还需要在国家协调的基础上重新商定一项可以以人口为基础,也可以以经济总量为基础,还需要协调其他规则。随着全球数字货币的形成,各国可以通过货币追踪各种行为,尤其是犯罪行为,如电信欺诈、洗钱等,从而大大减少了犯罪性活动,而比特币的发展空间也随之消失。通过对世界货币在世界各地的流通和使用征收铸币税,联合国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货币组织,或者在 IMF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储备、结算和支付的主要货币,美国现在平均每年可征收大约250亿美元的铸币税。与之相比,联合国目前的财政支出大约是25亿美元。这样,这种铸币税可以大大增强联合国的经济能力。二是以国家资产链为基础,实现联合国系统高水平民主。以全球数字货币为基础,各国重要资产实现“上链”。这将有效解决联合国会费拖欠问题,因为未来将以智能合同为基础,一旦条件达成后自动执行,则欠款问题将得到全面解决。此外,一些主权国家违反规定的行为,如侵犯其他国家或犯下违法行为,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进行讨论和公开程序决定后,可自动实施惩罚机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上链”的关键意义在于它能极大地提高联合国机制的效力和执行力。以全球数字货币为基础,让国家的部分资产以智能合约的形式被锁定在区块链上,一旦智能合约被触发,相关协议将自动生效。当资金充足时,联合国可以加强协调和资源分配,与此同时,更硬核的全球治理智能合约对于解决冲突非常有效,可以帮助制定公平方案。规则是国际机制的基础,而区块链相关技术可以保障规则的实施,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在区块链技术中,分布式账本能够实现国家间多主体共同监督的特点,能够有效提高国家间在某个问题上的透明度和互信。有了区块链技术的坚实支持,联合国的资源才有保障,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民主。通过借鉴欧洲议会发展进程,联合国民主可以把代表理论在国内的经验用于联合国的实践,如建立联合国议会。通过增加区块链技术,这在操作上是完全可行的。在中国的区块链战略和全球治理改革计划下,未来全球秩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美更长期的战略冲突。这种冲突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贸易、金融、科技和文化。当前,中美关系虽然已进入相对缓和的安逸时期,但双方战略竞争仍将持续。美国不会容忍一个经济体量与其几乎等价的对手存在,因此,美国必然会在这四个领域采取各种方式来围堵中国,而这一切都是将来必须面对的。商业纠纷已演变为最直接的表面矛盾。金融业的竞争尚未全面展开,未来针对数字货币的竞争将成为金融业的焦点。由于这种情况,中国在本国数字货币的发行上十分谨慎,并在等待时机。美国肯定会对中国的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施限制和封锁,而中国则需要通过自己的科技力量来突破这些封锁。“文化竞争”更多地体现在思想领域,而“2019年香港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在中美长期战略冲突后,总体上会向缓和方向发展,在新技术条件下,关键节点的谈判和新共识的形成,也更有利于建立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届时,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将更加成熟,从而更有可能形成更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接下来是关于未来全球数字货币竞争的问题。将来,由中国推动的 DCEP (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和由美国推动的 Libra将会展开激烈竞争。发行人民币债券是为了维护我国的货币主权和法律地位,同时也希望能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该系统采用了部分区块链技术,但没有采用点到点技术。支付宝和微信在 DCEP上有着巨大的不同。支付宝、微信属于企业行为, DCEP属于国家行为。与此同时, DCEP也能实现双离线支付。通过发行 DCEP,可以极大地加强金融领域的监管,通过 DCEP,可以有效地监督洗钱、赌博、电信诈骗、腐败、挪用扶贫资金、领社保买豪车等一系列违法行为,从而有效地控制资金的流向和流向。Facebook将发行的新型数字货币—— Libra,将由几家美国大公司共同管理。但由于 Libra有信用背书的储备货币中没有人民币,而且超过50%的货币是美元, Libra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DCEP和 Libra的竞争在未来将是不可避免的。对于 DCEP的未来前景,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发行 DCEP的态度是否坚定;二是中国经济总量能否对 DCEP形成强有力的支持;三是信息技术基础是重要保障;四是各类资产需要上链,这使得区块链不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借助区块链技术,中国的全球治理改革方案可分为两条道路,一是走强权道路;“一带一路”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直到中美关系出现结构性缓和。"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倡议, DCEP可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建立“数字丝绸之路”(Belt Road Currency

BRC)的机制,是否就可以在其中建立起来?当然,这种新型的数字货币还需要在各国协调的基础上,在中国 DCEP的实践中加以发展。总而言之,基于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一带一路”可以逐步进一步机制化。其次是道德之道。全球机制将重新启动,因为中美确实正在走向长期缓和和对话。到那时,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将扮演重要角色,能够真正推动联合国核心系统的改革。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中的机制化思维能够被充分应用于全球治理系统的改革创新,而联合国核心系统的改革将是未来的重点。现在,中国仍然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在中国,政府治理首先是国家治理,然后是全球治理。现在主要的矛盾还是围绕着自己,比如国内的安全稳定问题,台湾问题等等。这个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主导的,不应受到质疑和质疑。但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以及海外利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尤其是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际,中国更需要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不会学到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方式。文化习俗和外交惯例使中国对世界警察这一做法产生了误解。在美国成为世界警察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宗教因素。美国以基督徒的使命精神参与国际交往,以世界警察的方式实践“光明战胜黑暗”的基督徒思想,因而具有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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